-历史证明，中共三大开创的统一战线不但是我们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重要法宝，至今仍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

　　-中共三大前后，广州成为了大革命的中心和策源地，成为工农运动中心和北伐战争的根据地，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谱写了广州历史上辉煌的一页。

　　-中共三大和中共三大前后广州的辉煌历史，将激励广州人民继续走在时代前列，争当改革开放的“排头兵”，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而努力奋斗。

　　1923年6月召开的中共三大，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策略思想，结合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正确地确定了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促进了国共合作的形成，是我们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召开的一次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全国代表大会，也是党的历史上在广州召开的唯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本文拟从中共三大在中国革命进程中的历史地位与深远影响、在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发展进程中的历史地位与深远影响以及在广州近现代革命史上的历史地位与深远影响三个方面谈一下自己对党的三大的几点粗浅认识。

　　首先，从中国革命进程的角度看，中共三大是大革命的开端，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并推动了工农群众运动的蓬勃发展。

　　按中国革命史和中共党史的历史分期，1923年6月至1927年6月，是“国民革命”(或称大革命)时期。“国民革命”，最早见之于1906年制定的《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是与此前的“英雄革命”相对而言的，是孙中山对他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表达。共产党人接过这一口号，在中共三大上正式提出了“国民革命”的口号，并赋予新的含义，科学地阐述了国民革命的性质和任务、步骤和前途，反映了国共两党和全国人民共同进行革命的意志和愿望，在大革命浪潮中发挥了唤起并团结民众的重大作用。

　　在中共三大后，中国共产党即全力投身到国民革命的伟大实践中，并参与了对国民革命的领导。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在事实上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在会上，中共党员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林伯渠、毛泽东、瞿秋白等7名中共党员当选为候补委员。会后，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担任重要职务的共产党员有：组织部长谭平山、农民部长林伯渠、宣传部代理部长毛泽东等。由此，中国共产党也获得参与领导国民革命的合法机制。共产党员到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内工作，并与国民党左派密切配合，在对国民革命的领导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并把国民革命从广东推向全国。

　　中共三大关于职工、农民、青年、妇女方面的决议案，都要求配合“国民运动”。大会决议的贯彻，形成群众运动与国民革命交相辉映的良性互动局面。

　　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遭到北洋军阀吴佩孚血腥镇压后，中国工人运动进入低潮。中共三大调整工人运动策略，在“党纲草案”中提出了8项“工人利益的特别要求”，内容相当广泛。三大之后，工人运动逐渐走出低谷。1924年7月，在中共广东区委的直接领导下，广州沙面数千工人进行政治大罢工，取得了斗争的胜利，揭开了中国工人运动复苏的序幕。

　　中共三大非常重视工会的组织和统一,并明确提出“须努力促成全国总工会之独立的组织，从事经济的及政治的争斗”。1925年5月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决定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会后，中华全国总工会驻广州，在上海、汉口等地设立办事处。从此，中国工人阶级有了全国统一的组织和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关，广州成为大革命时期中国工人运动的中心。第二次劳动大会结束不久，帝国主义在上海制造“五卅惨案”。在党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领导下，全国规模的反帝运动形成高潮。在广州，中华全国总工会直接领导了著名的省港大罢工，参加罢工的工人达20余万，坚持时间长达16个月。有力地配合了统一广东的斗争和北伐战争的顺利进行。

　　中共三大关注农民问题，通过了党的第一个《关于农民问题的决议案》。大会之后，中央及其领导人继续探索农民问题。1923年11月在上海召开的三届一中全会通过的《国民运动进行计划决议案》肯定“农民在中国国民运动中是最大的动力”，并制定了“运动之策略”。三大前后，党对于中国国情和农民运动的重要性有了较为准确的判断，对如何开展农民运动作出了安排，并亮出了代表广大农民根本利益的立场与政策。中共三大对农民问题的讨论及形成的理论成果，促进了农民运动的发展。1924年6月，根据我党的提议，国民党中央在广州创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从1924年到1926年，先后举办了六届，为全国20个省区培育骨干近800名。其中由毛泽东担任所长的第六届，是人数最多、也最有影响的一届。在农讲所的示范和带动下，农民运动也从广东向全国推广。随着农讲所学员毕业回乡和北伐战争的胜利推进，中国农民运动形成了全国性高潮。

　　中共三大把青年运动作为“本党重要工作之一”，并通过了《关于青年运动的决议案》，强调“社会主义青年团应根据本党第三次大会关于国民运动与国民党之议决案极力参加国民运动”，“引导青年学生到反对军阀反对帝国主义的国民运动”。在中共三大召开之前，1922年5月5日至10日，在广州召开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纲领、章程等6个决议案，选举产生了团中央执行委员会。这次大会宣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成为中国青年运动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广州也因此而载入中国青年运动发展的史册。在党、团组织的指导下，全国各省市都有学生联合会在活动。各地学联发动青年学生积极参加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国民会议运动，掀起学生运动高潮。

　　中共三大还通过了《妇女运动决议案》，明确提出建立妇女统一战线的方针。国民党一大后，国民党成立中央妇女部、广东省妇女支部，著名国民党左派何香凝任部长。不久，中共广东区委也成立妇女部，邓颖超担任部长和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妇女部秘书。1924年3月8日，广州地区的妇女群众在广州第一公园召开了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大会，开创了中国妇女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的先河。1926年9月，国民党中央妇女部在广州开办了妇女运动讲习所，何香凝任所长，蔡畅任教务主任；国民党广东省妇女部也举办了妇女运动训练所，邓颖超任所长，陈铁军主持日常工作。妇运所的举办，推动了全国妇女运动的开展。

　　其次，从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发展的角度看，中共三大确立了党的统一战线的基本方针，在党的建设理论和实践方面都有长足进展，并在会后开始了武装斗争的尝试，党的“三大法宝”初具雏形。

　　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经历了一个认识不断深化的进程。1921年7月，中共一大决定“对现有各政党，应采取独立、攻击、排他的态度”，并不准与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1922年7月，中共二大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提出无产阶级必须联合资产阶级民主派，但由于共产党坚持党外合作方式，不被孙中山及其领导下的国民党所接受。1923年6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三大，中心议题就是实行国共合作，建立民主革命统一战线。大会通过的《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强调“我们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

　　中共三大之后，中共广东地方党组织积极推动国民党改组，使国民党基本上成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成为革命统一战线组织。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第一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统一战线正式建立。这是我党统一战线政策的巨大胜利。通过革命统一战线，开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也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力量和影响力，增加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使之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力量。毛泽东在谈到中共三大开创的以国共合作为组织形式的民主革命统一战线时说：“中国的革命，从1924年开始，就由国共两党的情况起着决定的作用。由于两党在一定纲领上的合作，发动了1924年到1927年的革命。孙中山先生致力于国民革命凡40年还未能完成的革命事业，在仅仅两三年内，获得了巨大的成就，这就是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北伐战争的胜利，这是两党结成统一战线的结果。”历史证明，中共三大开创的统一战线不但是我们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重要法宝，至今仍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

　　在党的建设方面，中共三大关于自身建设的很多尝试，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三大是党的历史上相当规范的一次全国党代会，有几个“第一”值得我们注意：(1)党的重要领导人同时出席了中共三大，共商全党大计，这在中共党史上还是第一次。作为党的创始人的“南陈北李”(陈独秀和李大钊)均未出席一大，且须转移开会地点；李大钊、毛泽东没有出席二大。(2)中共三大在完成各项议程后，全体代表到黄花岗烈士墓举行悼念活动，并由瞿秋白领唱《国际歌》。此后，在闭幕式上奏响《国际歌》的做法，为以后历届党代会和其他重要会议所沿用。(3)中共三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是党的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党中央领导机关的结构、职权分工、工作制度等方面的法规性文件。该“组织法”以党内单项法规的形式反映出早期党中央的领导机构和工作程序，都力求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办事，这标志着党中央领导机关的工作走上了正轨。(4)党的三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增加了“严守本党的一切秘密”的内容；在规范入党手续方面，第一次增加了候补期，规定“候补期劳动者三个月，非劳动者六个月”。(5)三大通过的《关于党员入政界的决议案》还首次明确规定：“凡党员之行动带有政治意义者，中央执行委员会有严重监督指导之权。党员迫不得已在政界谋生时，必须请求中央审查决定”。同时，我们党也开始注意到党员的思想意识改造和对党员的教育训练问题。

　　在武装斗争方面，党在早期对此认识是不足的，中共三大上并没有关于军队与武装斗争的决议案，还要“阻止国民党集全力于军事行动”，但部分共产党人已认识到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在实践方面，我们党在三大后、四大前，已开始了从事武装斗争的最早尝试。随着工农群众运动的发展，由共产党掌握的工农武装应运而生。1924年11月，广东区委率先成立了军事运动委员会(军事部)，周恩来首任书记(部长)。特别是通过黄埔军校，我们党培养和锻炼了大批优秀的军事人才。1925年，中共广东区委在取得孙中山同意之后，从黄埔军校抽调部分党、团员作为骨干，改组大元帅大本营的铁甲车队，这支实际上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后来编入由区委直接掌握的“独立团”(即“叶挺独立团”)。这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组织革命武装的最早尝试，为日后人民军队的创建积累了经验。黄埔军校军队设立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过的。1927年以后我们党领导的军队，包括红军、八路军、新四军和解放军，都是继承了这种制度而加以发展的。

　　再次，从广州近现代革命史的角度看，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反映了当时广州在全国革命形势和政治格局中的重要地位，也为广州对中国革命作出更大贡献创造了条件。

　　中共三大作为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其作用和影响当然是全国范围的。但另一方面，由于中共三大是在广州召开的，因而它在广州近现代革命史上也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在近代中国，地处南方的广州，并不算全国的中心区域。中国共产党将中央机关南迁广州并在广州召开三大，是历史选择的结果。广州具有优越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它不仅是近代中国先进生产力及其代表阶级的主要诞生地之一，是我国马克思主义传播最早的城市之一，而且也是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策源地。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广东党组织的出色工作为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创造了条件。

　　1923年中央局迁粤，是党的工作重心南移的战略布局，但客观上为三大的召开创造了条件。1923年4月中共中央南迁广州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认为只有在广州才有召集党代会的条件，他说：“我们在广州有充分的行动自由，而且只能在这里公开举行党的代表大会和劳动大会”。从1923年5月起，中共中央和广东区委开始筹备中共三大。6月12日到20日，中共三大在广州正式召开。6月15日，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刊物《新青年》(季刊)在广州出版。7月1日，党的机关刊物《前锋》(月刊)在广州创刊，由平民出版社发行。同日，中共中央在广州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对于时局的主张》。

　　作为在广州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中共三大对当时中央所在地广州的工作非常重视，专门讨论了广东的工作，并作出有针对性的部署。会后，中共广东区委认真贯彻三大关于国共合作的策略方针，促进了国共合作在广州的率先实现。国共合作形成后，以广州为中心，革命力量从四面八方汇集起来，形成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新局面，并迅速向全国发展。中共四大充分肯定广东在中国革命格局中的地位，认为“南方政府所在的广东，不但是民族革命之根据地，并且已经是无产阶级最重要的工作地”。

　　中共三大前后，广州成为了大革命的中心和策源地，成为工农运动中心和北伐战争的根据地，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谱写了广州历史上辉煌的一页。广州历来被誉为“历史文化名城”，社会上包括学术界有“四地”的概括，即广州是岭南文化的中心地、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近现代民主革命的策源地和当代改革开放的前沿地。中共三大前后这段历史，就集中体现了“民主革命策源地”的历史地位。

　　大革命失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州人民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前赴后继，英勇奋斗，终于在1949年10月迎来了解放，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新中国建立后，广州实现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开始了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广州领时代之先，实现了自身的跨越式发展，并为全国改革开放探索了经验，故被誉为“改革开放前沿地”。

　　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5周年的今天，我们广州人民以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而感到无比自豪和骄傲。三大是广州的宝贵财富和精神动力。中共三大和中共三大前后广州的辉煌历史，将激励广州人民继续走在时代前列，争当改革开放的“排头兵”，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而努力奋斗。(林元和/中共广州市委副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