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8月14日播发了一篇记者述评《“共富时代”中国寻求艰难平衡》(作者于晶波)。这个标题让我吃了一惊：“共富时代”可不是随便说着玩的。看标题，很容易给人中国已经进入“共富时代”，或者已开始进入“共富时代”的错觉；而读了正文才知道，作者的意思其实是说，中国已具备了进入“共富时代”的条件。

　　作者写道，经过了二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中国财富分配的语境已经改变，相应的财富分配路径亦应做出改变。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的中国经济“蛋糕”已经做大，进入“共富时代”的条件已然具备。

　　这个结论令人十分振奋。可是且慢，究竟什么是“共富时代”？邓小平当年讲，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其他人致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就是说，先富带动后富是手段，最终目的是要实现共富目标。但是，这个过程将何其漫长。尤其是先富带动后富这一环节，总体说来还刚刚开始，怎么可能如此迅猛，一下就抵达“共富时代”的“天堂之门”了呢？

　　“均贫富”一直就是人类的美好理想，但这又是一个难以实现的乌托邦——当然，“共同富裕”并不完全等同于“均贫富”，后者更强调平均的价值。中国改革开放不过二十多年；明确宣布经济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不过才十来年。总体上说，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不能讲已经完全建立起来了。如今，真正靠合法手段先富起来的人并不算多；那些“千夫所指”的权贵富豪，放在十多亿人中一稀释，也就看不到几个了——何况通常情况下，他们也不可能在“先富带动后富”的道德感召下，把自己的大蛋糕切下一块来布施给普罗大众。因此，说当今中国已经具备进入“共富时代”的物质和舆论条件，我认为过于乐观。

　　有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认为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实行的是绝对平均主义。其实不然。当时在企业实行八级工资制，一般职工月收入二三十元，级别高的五六十元；而国家干部按照行政级别，共划分为24个级别，工资从45元到594元不等——十多倍之差，还不够悬殊吗？这还没拿农民比较呢。

　　自然界从来就是姹紫嫣红、千差万别的。自有人类社会以来，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就一直存在着，并将继续存在下去——由于机遇、禀赋、勤劳程度、资源占有多寡以及所处时代和社会制度的不同，人与人之间的财富拥有量会呈现程度不同的差别，这可以说是无法改变的。社会需要做的是，给每一个人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确保起点的公平、过程的合乎法度，同时做好财富的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矫正其中的偏差。

　　而当下中国真正亟待解决的，还是市场法则的完善和纠察制度的建立健全。在一个相对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中，财富的分配会是一个自然的平衡过程；即便出现大的差池，危及社会的稳定秩序，政府以及社会也自有一套“应急机制”给予纠偏或消弭。也就是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贫富差距会维持在社会可承受的范围内。假如贫富悬殊呈过大趋势，或者已经抵达警戒线，这时候社会要做的，就是，也只能是采取措施，缩小贫富差距，使之回归到安全限度之内。

　　转型期的中国，尤其需要务实精神。我们不能没有理想，但是理想必须扎根在现实土壤中，才不会变成无法企及的乌托邦。进入“大道既行也，天下为公”的“共富时代”，是全人类共同的远大目标。但现在我们需要明白的是，应该实实在在地做点什么。(朱达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