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茂初

　　●银行服务收费引起议论纷纷

　　●关乎“信用”需引起足够重视

　　●通盘考虑短期核算整体效益

　　●更多顾及法律细节客户感受

　　自2003年银监会《商业银行服务价格管理暂行办法》出台以来，国内商业银行不断推出各种服务收费项目，每一项收费的推出都引起业界、学界、媒体、客户议论纷纷，且多数人对越来越多的银行收费项目表示反感。公众对于银行服务收费项目过多的不认同，关乎银行业的信用，不得不引起足够的重视。

　　银行的生存基础是信用。家庭或企业的资金存入银行，银行除了准备一定比例数量的资金应付日常的存款提取外，即可把其余存款用于信用贷款；得到贷款者再次将资金存入银行，银行预留一定比例后又可信用贷出；依此类推，最终银行的信用贷款总额远远大于存款额。这就是银行的“信用创造”。银行之所以能够实现“信用创造”，是建立在社会公众对银行的信任基础之上的。如果社会公众对银行的信任有所减弱，银行就必须准备更大比例数量的资金应付提现，能够通过“信用创造”形成的贷款就会大幅减少。一旦超过一定比例的客户完全失去对银行的信任而造成挤兑时，必然导致银行的信用危机。可见，银行的生存与公众对其的信任度是息息相关的，社会公众对银行服务的感受就是银行信用度的重要表征，不容漠视。

　　近年来，中国的银行业较密集地出台了多项服务收费，从简单的成本核算角度来看或许是合理的，但由此而引起公众普遍的反感就必然影响到其信用，从总体效益来判断则可能是得不偿失。银行作为一个经济主体，应当是长期利润最大化的追求者，并不是简单的短期成本核算者，因此，不应把凡是可能形成成本的服务项目都一一向客户收取费用，而应当核算的是整体效益。

　　银行服务收费程序，更应细致地考量是否会影响公众对银行的信任度。比如，银行各种收费，均属于服务性收费，理应向客户寄达收费账单，由客户依据账单另行缴纳。如果，在未经客户授权的情况下，银行自行从属于客户财产的存款余额中扣缴，就会有悖于信用原则。这与房东无权随意拿取房客财物抵扣房租是同一个道理。而目前我们的银行收费制度较少顾及这些法律上的细节，而出现了不少有悖信用的行为。

　　再者，银行与客户都是平等的法人，形成的是一对一的合约服务法律关系。银行不是公共机构，在实施收费的过程中，服务场所的一纸通告，并不能代替与客户的合同或合同修订。例如，对于收费规定出台之前的账户，已经形成了永久有效的合同，未经双方同意，银行无权单方面追加收费条款；对于收费规定出台之后的账户，如果客户并未对银行签署同意条款，银行也无权单方面决定收费；在收费条款条件满足之时，银行也有义务书面通知客户，不应一扣了之。如果，银行依仗其所处的强势地位而强制性地改变与客户的服务合约，也必然会引起公众对其信任度的下降。

　　银行利润的主要来源是高效高质的贷款业务，银行风险也主要来自贷款业务。从这一角度来看，存款客户是无差别的、不需要进行任何筛选，而贷款客户才是有差别的、有必要进行细致的选择。然而，银行现行出台的不少收费项目却着眼于选择“存款者”，这可以说是经营思路上的错置，不尽合理。

　　由于长期以来中国的银行均为全资国有企业，以国家财政为保证，社会公众对银行有较高的信任度。银行业普遍缺乏对公众信任危机可能造成银行信用危机的认识。往往认为，只要在贷款方面不出现大的风险，银行就不会出现大的风险问题。这一惯性思维，也是银行在制定收费方案时很少顾及公众感受的根源之一。公众对银行收费行为的反感度不断地提升、不断地扩散，即使不会导致银行信用的全面危机，也会导致银行信用一点一点地耗损，其长期累积的后果不容忽视。应当引起银行业和银行监管部门的关注。

　　(作者为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6-08-16第0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