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跃华

　　毛泽东同志在谈到长征时曾指出：“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70年前的红军长征，是一场举世罕见的军事战略转移，驾驭这一复杂进程的核心领导力量只能是中国共产党，坚决维护党和红军的集中统一是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

　　长征的胜利是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胜利。作为一次涉及全国各支红军部队和各个根据地的大范围战略行动，全党能否始终保持高度的团结统一，几支红军能否完全置于党中央的绝对领导之下，是直接关系到党和红军命运和革命事业成败的大问题。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错误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生死攸关的转折关头挽救了党和红军，保证了战略大转移的军事胜利和北上抗日政治目标的实现。此后，党中央开始恢复在红军部队的集体领导制度，广大官兵高度凝聚在党的统一领导之下，并迅速取得了军事斗争的主动权。1936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后，党中央果断作出了共同北上的战略决策，但张国焘自恃人多枪多，拥兵自重，另立中央，分裂党和红军。在这场严肃斗争中，全军官兵坚决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使党和红军又一次闯过了险关。毛泽东同志在总结这一斗争经验时深刻地指出：“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70多年来，我军靠着这一特有的政治优势，战胜了一切困难和敌人，使这一原则深深地扎根于全军官兵的思想意识深处。正因为这样，位高权重的张国焘投奔国民党时连一个警卫员也没能带走；企图叛逃国外的林彪连一兵一卒也未能调动。

　　长征的历史表明，坚强有力的思想政治领导，是确保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中心环节。中国革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殊国度里进行的，革命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我们党能不能从思想政治上掌握军队的绝对领导权，直接关系到党和军队的生存和发展。可以说，长征的胜利首先是我军政治优势的胜利，红军部队之所以能够在极端艰难的环境中浴血奋战，首先是把“革命的政治精神贯注于每个士兵之中”的结果，没有强有力的思想政治领导，实现长征的胜利是不可想象的。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我军要铸牢军魂，最根本的是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有了理论上的清醒与坚定，有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我们才能把军魂意识建立在高度理性自觉的基础之上，在观察现实世界时才能站得高、看得远、想得深，在重大是非面前才能头脑清醒、立场坚定、行动自觉。

　　长征的历史表明，从根本制度上解决问题，是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重要保证。在我军制度的全部实践中，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始终处于最根本、最核心的位置。我军之所以能够在70多年间始终保持高度稳定和集中统一，始终保持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实行了一整套党领导军队的科学制度。实践表明，制度建设对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岁月如梭，当历史飞掠过战争的硝烟，定格在市场经济环境时，我军所处的社会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无论如何变化，党指挥枪这个军魂不能变，党领导军队的一系列根本制度更加珍贵。

　　长征的历史表明，确保枪杆子掌握在忠诚可靠的人手中，是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关键所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时虽然仅剩3万余人，但他们都是经过千锤百炼的钢铁战士，都是党和军队最宝贵的财富，正因为枪杆子掌握在这些骨干手中，我党我军才经受住了艰苦奋斗的考验，赢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这个事实说明，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就必须建立一支高素质干部队伍，几十年来，我军正因为始终保持了一支忠诚可靠的干部队伍，才使军队始终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有效维护了党和军队的集中统一。作为军人，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坚定不移地听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挥，永远听党话、跟党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