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近日就金财工程建设作出重要批示，指出，要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坚持财政工作为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服务的方向，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重要作用。

　　财政政策即政府收支变化是影响国民收入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政府可以通过购买支出、税收、转移支付等财政政策手段来影响社会总需求，进而达到促进经济稳定发展的目标。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何时生产完全根据市场需求来安排，总供给由总需求决定。在由家庭、企业和政府构成的三部门经济中，总需求由居民消费、企业投资和政府支出构成。就我国当前社会总需求的构成而言，居民消费不足、企业投资加快、政府支出由积极转为稳健(如中央财政直接用于基建投资的国债项目资金规模，已经从1998年的1500亿元调整到2006年的600亿元)是其主要特点。在此态势下，通过财政政策的宏观调控作用来合理调整总需求构成结构，从而为“十一五”期间经济社会的有序和谐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已是迫在眉睫的任务。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特别是投资增长仍然过快、货币信贷投放过多以及节能降耗减污工作进展缓慢等。与此同时，农民增收难度加大，就业形势依然严峻，社会发展方面还存在不少矛盾和问题。财政政策在经济协调发展、构建和谐社会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两大目标应当成为制定财政政策的主要着力点。

　　尽管投资过快增长中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事实上，在紧缩政策影响下固定资产投资出现回升的原因在于，一半以上的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自于企业利润。统计还显示，非国有经济主导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要快于国有经济主导的行业。正在加紧进行的新的企业所得税法草案制订工作备受瞩目，实行统一的企业所得税税率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不管其初衷如何，相信会对过快的企业固定资产投资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在税收方面，高耗能产品(如钢铁、铝)出口退税的降低有助于降低这些产业对投资的吸引力；提高制造业投入品(包括土地、能源、水、基础设施及环境)的价格及相关税收，使其与相对稀缺性和社会成本相一致；另外，世界银行还建议将增值税扩大到服务业，因为若要想加快发展服务业，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给地方政府提供财税激励，也就是提高地方政府在增值税收入中的分成比例。

　　但是，为目前趋热的经济降温将需要一个以货币政策为主导的财政货币政策框架。而且，当前经济形势的结构性过热而不是全局性过热的判断并不要求财政政策从稳健型转入紧缩型。实施紧缩的财政政策尽管有助于削减国内需求，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投资增长速度，但这一政策本身又可能会增加经常账户盈余，加剧当前的不利形势；如果外部经济环境特别是美国经济恶化，尚需我们适时地运用财政政策刺激国内需求，维持宏观经济稳定；扩大内需已是共识。因此，我们以为，改善财政支出结构而不是紧缩财政支出应是明智的选择。事实上，中央财政已经在朝这个方面做出努力。

　　政府应继续加强卫生、教育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财政支出，这种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作用。加大卫生和教育的财政支出能够使经济增长更多依靠人力资本的积累而不是物质资本，从而避免造成收入分配的过度不公平。中国用于卫生和教育的财政支出相对较低：预算中用于卫生和教育的支出仅占GDP的0.6%、2.8%。OECD国家的数据则分别是6%、4.5%，日本和韩国用于卫生和教育的财政支出分别占GDP的比例是6.4%、6%和2.8%、4.2%。政府对社会保障投入的力度不足，使广大居民不得不自我保障，进行预防性储蓄。在发达国家，社会保障及福利方面的公共消费是政府最主要支出，这一比重在30%以上，发展中国家则较低，但我国的这一比重不足3%，是发展中国家的最低水平。构建一个适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社会保障体系，对于增强公众积极稳定的对未来生活的合理预期，从而有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和发展，同样不可或缺，财政政策应当也能够在其中发挥积极而重要的作用。(杨英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