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大清洗”的年代，叶若夫已经不是一个个人，而是一个拥有生杀予夺大权的群体。因此，叶若夫的言行成了有“群体效应”的游荡于苏维埃大地的幽灵，成了一种独特的苏维埃文化现象——“叶若夫现象”。

　　

斯大林在一次葬礼上图片来源：搜狐网

　　叶若夫出身工人，没受过什么教育，却有着很强的组织能力和铁的手腕。1934年初，在联共(布)党的十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时年39岁。1934年12月1日基洛夫被暗杀后，他被斯大林立即秘密派往列宁格勒，去暗中调查和处理这一事件。叶若夫自己有过记述：“我毫不犹豫地向党中央委员会报告了雅戈达和肃反委员会内其他叛徒的情况。”

　　此后，叶若夫就青云直上，飞黄腾达。叶若夫大权在握：全国党政干部的分配权、统领内务部的军队、掌控全部党政监察机构、指挥边防和社会安全部队、负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安全、操纵全部情报间谍系统。

　　在这样的权力掌控之下，除了斯大林，还存在着对叶若夫的个人崇拜。这种崇拜与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一样，是最露骨的。随着叶若夫仕途上的飞黄腾达，落在他头上的桂冠和花环就越多。如“荣誉肃反工作人员”称号、“苏联人民最喜爱的人”。

　　叶若夫当上内务人民委员是其自身历史中的一个转折点，更是苏联社会发展中的一个严重的转向。1936年，斯大林认为主要实施“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进攻”的机构——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工作远远不能满足高速、坚决、无情镇压的需要。于是，在9月25日，斯大林给卡冈诺维奇等政治局委员发了一封电报，其中说：“我们认为任命叶若夫同志为内务人民委员是十分必需的和迫切的事。雅戈达在揭发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案中明显地表现出了不称职。”

　　政治局委员们第二天就通过了一项决定：任命叶若夫为新的内务人民委员，兼任中央书记、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决议还要求叶若夫要将自己十分之九的时间用于内务人民委员部中。对叶若夫的任命事实上在中央政治局中引起了震动，委员们对此不是噤若寒蝉，就是奉承有加，极尽曲躬逢迎之能事的是卡冈诺维奇。9月30日，卡冈诺维奇在给奥尔忠尼启则的信中是这样表述的：“我们的最最重要的消息是叶若夫的任命。我们的父亲这一卓越、英明的决定酝酿成熟并得到党内和国内的良好反应。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在这件事情上耽搁了好几年，没有及时防止对基洛夫的卑鄙暗杀。叶若夫来干，情况一定会好。”